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，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，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，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。让我们跟着《夜听宋韵》，回眸两宋文明，品味文化精髓。
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古典的军事著作，也是现存最早的兵书，开篇第一句即“兵者，国之大事”，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，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、国家的存亡。因此，军队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历朝历代关注的国家大事。从秦建帝制始，就规定了平民需尽服兵役的义务；到了汉代，健康男性平民须强制完成两年的“正卒”役；唯独到了宋代，平民无需强制服兵役，国家实行的是募兵制，即职业兵制度。
募兵制的萌芽出现在中唐时期。因为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等原因，导致原有府兵制度下的军队逐渐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，雇佣兵性质的军队建设初露端倪。到了宋代，由于宋太祖以兵变起家，对于军队的掌控愈加严格，因此具备更高的战斗力和专业性的职业兵制度——募兵制成为宋代的主要军制。
既是募兵，应征者就需要符合应聘要求。宋太祖专门挑选了一批强壮的军士作为“兵样”，分送各地用来作为招募士兵的样板，“标兵”一词便由此而来。后来征兵的需求增多，又改置“等长杖”，以身高尺寸来招兵，募兵的要求逐渐形成量化的数据标准。据宋代《军防令》记载，入伍士兵的身高最低须达到五尺二寸，宋代一尺合今31.68厘米，五尺二寸相当于一米六五左右；此外还要检查士卒的跑跳动作和视力。被录取成为军人后，平常要接受战术阵法和武艺方面的军事训练，定期考核保证战斗力，以确保有战争需要时就能直接上战场。
宋代的军队主要分禁军和厢军两大群体。禁军相当于主力，是“守京师，备征戎”的精兵，厢军则是驻扎在地方上维护治安以及完成劳役的地方军。禁军又分“班直军”和“三衙军”两个大类，收入远超厢军，班直军的地位较高；如果被分配到捧日、天武、龙卫及神卫四个指挥使之下，会被称为“上禁军”，身份地位待遇都超过其他军人。厢军也有河清军、壮城军、桥道军、作院军、装发军、船坊军等兵种之分。如果是“桥道军”，就相当于当了今天的工兵；如果成为“船坊军”，就是水军或造船工人；收入最低的则是负责送信的“铺军”。
百姓一旦被招募成为士兵，便终身“仰食于官”，靠政府发的俸禄养家糊口。士兵的俸禄由饷银和口粮组成，饷银因职位和军种不同差异很大。以宋真宗时为例，“上禁军”俸禄一月五千钱，禁军一千至两千，厢军通常只有三百文，甚至有些老弱厢军的军饷仅够买油盐之用。士兵的口粮也相差很大，禁军的口粮数量和质量通常都能保证，而厢军就经常被克扣。由于是终身的职业兵，士兵中既有精锐的少壮士兵，也有不堪战斗的老弱病残之人，冗兵现象严重，于是宋代又流行一句话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。
宋代诗人钱易曾为守边军人写诗：“曾见南兵苦，征辽事亦如。金疮寒长肉，纸甲雨生蛆。山小埋霜骨，河枯胪腐鱼。黎元无处哭，丁户日相疏。”可见一名前线战士的艰辛。
募兵制也带来了庞大的军费开销。宋人说：“天下六分之物，五分养兵，一分给郊庙之奉、国家之费，国何得不穷？民何得不困？”虽然有些夸大，不过养兵之策确实给宋代的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举国之力养军，宋代的军事力量也并非大众想象得那般孱弱，反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军事力量相对强悍的一个时期。虽然募兵制存在诸多不足，但是依然要承认，它使平民摆脱了服兵役的义务，使军队职业化，促进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。
（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