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，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，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，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。让我们跟着《夜听宋韵》，回眸两宋文明，品味文化精髓。
典籍的收藏与保护，我们通常称其为藏书。作为保存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，中国自古就注重藏书，从三国时期就已成为国之要务。宋代实行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，科举不问门第，普通百姓人家有了读书做官的机会，故而上至国家和世家大族，下至文人百姓纷纷藏书；藏书治学不仅仅源于个人的学术追求，更是出于对提升家族地位的考虑。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，宋代的藏书事业空前繁荣，形成“诗书传家”“诗礼传家”“耕读传家”的风尚。
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最早出现的藏书体系。宋代的国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为主，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合称三馆，为国家藏书和典籍修纂的主要机构，再加上后建的秘阁，被正式称为“馆阁”。秘阁是宋太宗时期藏书的处所，同时也可以称为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，“馆阁”也就成为了宋代国家图书馆的代名词。
私人藏书也是宋代藏书的重要形式。两宋时期的私人藏书遍及社会各阶层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，许多藏书家还会建私人藏书楼。藏书楼不仅指单独的用于藏书的楼宇建筑，还泛指所有的藏书场所，有时候厅堂、斋室、楼阁、殿宇等都会被士大夫用作藏书的场所。为了彰显藏书的内容，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化品位，宋代藏书家会亲自为自己的藏书楼起名。例如李天舆的藏书楼名“五经轩”，通过名称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李天舆的主要藏书为“五经”，也就是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：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
说到宋代的私人藏书，不能不提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和文学家李清照。在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婚姻生活中，夫妻两人最重要的兴趣爱好就是收藏书籍。夫妻二人爱书成痴，以致家中“几案罗列，枕席枕籍”到处是书，并在山东青州建造了藏书楼“归来堂”。
靖康之难后，夫妻二人面对“盈箱溢箧（qiè）”的藏书、金石、书画，怀着“且恋恋，且怅怅”的无奈心情，南奔逃难。在逃难过程中，赵明城去世，李清照随身所携书籍不是被掠、就是被偷，定居杭州时，已基本消失殆尽，最后只留下丈夫所著的《金石录》。她在《金石录后序》里感叹：“何得之艰、失之易也。”赵氏夫妇藏书的聚散过程，正是许多宋代私人藏书家经历的缩影写照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文化传承的艰辛历程。
宋室南渡后，宋代私人藏书中心转移到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江苏、安徽一带，南宋秘书省重建时就得到了这些地区的私人藏书家的支持。如绍兴十三年（公元1143年）秘书省重建，下诏求天下遗书，仅会稽一地藏书家所进之书就达二万余卷。据成书于淳熙五年（公元1178年）的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载，当时秘书省藏书数为四万余卷，其中浙江藏书家所献占总藏数的66%以上，高宗、孝宗均曾驾幸秘书省阅书。至宁宗嘉定十三年（公元1220年），秘书省所藏图书又增近一万五千卷。
南宋时期，秘书省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，这与当时南宋临安是全国出版业中心不无关系。浙江各府、州县、皆大量刻书，官刻、私刻、书坊、佛寺刻书极多，发达的印刷业使得百姓有书可藏。
宋代私人藏书并不仅只供自己家族的成员阅读学习使用，还会惠及乡间邻里，有的还以藏书楼为依托创办私学以惠及更大范围的读书群体，逐步形成了宋代官府、私人、宗教、书院四大藏书体系。宋代藏书的繁荣，不仅保存了灿烂的古代典籍，传承了中国的古代文明，而且对我们今天图书事业的发展仍有很多借鉴价值。
（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 供稿）